魏敦友 匆草于香港华美达酒店2803室，2010-12-02 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4-09-11 进入 魏敦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道统论 。

至于偶然性的一面，我想讲两点，即我在构思新道统论法哲学时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分别称之为新道统论法哲学的邓正来语境和钱穆-余英时语境。当然，我同时也要对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莅临我的讲座深表感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989年版，第一册，文集之一，第94页。） 第四，新道统论法哲学的学术意义。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在于体力上、知识上、智慧上比外国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当前的理想的中国人。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重建道统的可能性。大致说来，可以概括为这样几项：（1）重构中国历史的知识谱系。

师法前贤，我在这里也可以依照冯先生的做法，重建道统的可能性，虽然是我的一部书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更代表了我的思想的基本取向，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我自己努力建构的法哲学思想系统正是在对邓老师的这一著作的反复思索中，我认为要真正拒斥人们的质疑和批评，真正回到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柏拉图的二元论世界观中走出来。张旭东也认为：施米特并不是指望有一种‘纯粹的、‘同质性的人民，或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恰恰是强调具体的人民总是不纯粹的、不同质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政治认同不能是文化认同（更不要说是种族认同），而是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的国家理念或制度安排，而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意识。

25 基于天主教会的代表性和形式性，教会确实几乎可以与任何政治形式相结合，特别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因为这两种制度是代表原则在政治领域最好的展现。施米特认为：如果彻底实施同一性原则，就会导致一个危险，即：根本前提——即人民的实质上的同类性——有可能被虚构出来。20教会的可见性与上帝的不可见性通过教会的中介作用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属灵的世界和尘世不再是二元分立的世界，而是内在统一的世界，教会是基督的在世代表。施米特认为，天主教会的突出特征就是教会的政治性，与经济事务绝不相干，这使得天主教伦理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截然有别，也注定了天主教会与建立在经济—技术理性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格格不入。

32同注①，第202、214页。39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

21乌尔曼认为，在1917年写作的《教会的可见性》中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而1923年写作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的核心概念是代表，从中介到代表的转变表明施米特思想中的世俗化过程。对于施米特而言，如果议会能够始终贯彻辩论和公开性原则，那么议会就具有代表原则的品性，因为它能够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理性的统治，不幸的是，议会已经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成为利益妥协和秘密政治的场所，议会制的思想基础荡然无存，至少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是如此。代表原则建立在权威、伦理、人格等规范性概念上，是一种天主教独有的价值理性的展现。由此，基督成为上帝与信徒之间的中介，而教会成为基督与信徒之间的中介，这两个过程在逻辑结构上是一致的，教会的本质正在于它的中介性。

所谓同一性，是指人民可以在其直接给定性中——凭藉强大的、有意识的同质性，并由于固定的自然疆域或其他任何原因——具备政治上的行动能力。但这样的代表观念在政党政治的挤压下，逐步被经济—技术理性思维下的代理观念所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各种利益团体各自寻找议会中的利益代理人，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体制，一开始就不承认代表原则，强调议会代表只是使者和代办，是生产者的代表，拥有强制委托权，可以随时被召回，是生产过程的行政公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施米特来说，数量上的总和也不构成政治统一体，因为政治统一体超越了空间中的集会，超越了集会的那个时刻。25对于世俗政治领域的代表概念与天主教神学上的代表概念，以及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论断，正如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所表明的，即便我们可以从制度和观念层面发现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之间的诸种关联，但无可否认的是：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代表机器。

领袖的行为是真正的司法。35就像索雷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要么陷入万劫不复的大混乱之中，要么陷入更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学家的新专政之中。

33代表是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的，而先锋队是历史性的存在，先锋队类似先知，是历史的选择。39肯尼迪：《施米特的〈议会制状况〉的历史语境》，魏朝勇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29而代理是某个私人主体就其私人事务而委托的代办人，不具有公共性，因而不能将私法上的观念和概念移入到公法中，也不能混淆两者。天主教会是个对立复合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属灵机构，但又具有建制化的形式特征。科学社会主义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绝对化，以阶级作为敌友划分的标准，视阶级斗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斗争，从而以阶级的概念取代民族的概念，作为人民同质性的基础，政治意识被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消灭对手的方式取代与对手的辩论，其结果是将政治共同体（人民）彻底撕裂。而代理者基于被代理者的委托，依据被代理者的意志行事，代理者不具有独立的意志。17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代表就没有同一性，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别不是代表与同一性的对立，而是不同程度的代表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一人代表呢，还是少数人代表，抑或多数人来代表？是只存在一个代表呢，还是存在两个甚至多个代表？因此，政体问题，最终是个代表问题，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同一性和同质性是个预设，就像人民主权是个预设一样，核心问题是谁代表政治统一体，就此而言，代表原则可谓是政治构成的第一原则。④施米特认为：议会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形式，它既非特殊的政体，亦非特殊的政府形式，而是将不同的政府形式和立法形式付诸运用并加以混合的系统，其宗旨是要维持不稳定的平衡。

其次，同一性意味着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人民实际在场，作为统治者的人民与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是同一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传统的政体分类一直未突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他们的各种变态和混合形式这个框架，而议会制是近代早期主要在英国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基佐对此制度的历史起源曾做过非常详尽的考察。

针对商业主义的平衡形象，出现了另一种形象，即一场血腥、明确、歼灭性决战的斗士形象。在施米特加入纳粹党前夕，他出版了《宪法的守护者》，认为帝国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是《魏玛宪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符合《魏玛宪法》的民主原则。

但施米特认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放弃同一性，而实行绝对的代表。⑧张旭东：《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第132页。

再回到政体分类问题上，从理论上讲，民主制是按照同一性原则构成的，君主制和贵族制是按照代表原则构成的，就对代表原则的运用上，君主制和贵族制是相同的，差别仅在代表的人数上。从既往的历史来看，这两种神话虽然可能相互合作，但只要发生冲突，总是民族的神话获得最终胜利，这在墨索里尼所领导的意大利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同一性意味着人民的同质性，具有相同的政治意志，那么由一个人作为代表，还是由几个人集体作为代表（几个人组成一个代表，而不是几个不同的代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代表的意志和被代表的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但后者不如前者，因为几个人组成的集体容易发生内部分歧，进而影响代表性，这就是施米特认为贵族制是不稳定的过渡形式的原因，而君主制才是最典型的代表原则的体现。23这里只讨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世界历史性的权力形式，这也是天主教会备受批评的一个方面。

教会需要一种政治形式。  四、代表与代理 施米特断言，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原则的特殊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它与今日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技术思维针锋相对。

宪法特别试着让帝国总统之权威有机会能直接与德国人民之政治总意结合，并藉此以宪法统一体之守护者、捍卫者及全体德国人的身份而行动。在施米特看来，索雷尔和普鲁东一样，痛恨一切理智主义、一切极权主义、一切统一性，然而，索雷尔也跟普鲁东一样，要求最严格的纪律和道德。

对于施米特而言，敌友之分中的敌人不仅指外部敌人，也包括内部那些试图以合法方式篡夺权力进而破坏宪法的人。施米特开出的药方是以民族的同质性来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和同一性，以天主教的代表观念，来重塑政治统一体中的代表，从而实现同一性与代表的辩证统一，也就是确立谁应该且能够代表德国人民。

专政需要的不是代表，而是先知先觉的先锋队：世界精神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只在少数头脑中展现自身。施米特在1926年为该小册子再版所写的引论中，对托马这个评价的回应耐人寻味：托马在其评论的结尾处，把极为奇怪的政治目的归因于我，对此我可以沉默。但这与大众民主的发展有何关联呢？在施米特看来，大众民主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政党，他们作为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权势集团，为了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进而掌控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去动员和煽动群众，特别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极右的纳粹党，它们是大众民主发展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它们并不认同《魏玛宪法》的基本原则，但它们可以通过合法的竞选进入国会，进而改变《魏玛宪法》确立起来的共和体制。30自由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如果能够坚持辩论和公开性，就是符合代表原则的，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拥有不受选民支配的独立权威，议员不接受指导和命令，而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形成》，载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施米特通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施米特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国家学说中，包含着这两种有着内在不一致的不同因素，外表是自由主义的，国家之正当性理据是一份自由契约。

人格化赋予代表与被代表特殊的尊严。理查·托马在1925年曾对施米特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做了彻底的批判，最后总结如下：民族的专政者与天主教会的结盟，能够成为正确的解决方案，使秩序、纪律和等级制得到明确的恢复

  摘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如何切实将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不仅是一个理论的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决策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国家的层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或法规，规范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限和各项活动，即要实现依法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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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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